

2026年7月底,中央政法委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本次专项斗争的打击重点之一是“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以及“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基于近年来涉黑恶案件在实践中的办理现状,我们认为,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背景下,落实“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是实践中需要重点把握的维度。尤其是上述列明的违法犯罪活动多以公司化、团队化形式出现,涉案人数及事实均较多,时间与空间跨度较大,具有黑恶势力犯罪初步外观。在政策影响下,极易被拔高认定,从而导致罪责刑不相适应。
传统的黑恶势力犯罪以故意伤害、寻衅滋事、聚众斗殴、开设赌场等违法犯罪活动为基础,其公开性特征较为明显。但当下利用网络平台实施的相关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多以“点对点”“一对一”呈现,其在构成具体个罪的同时,能否再进一步评价为黑恶势力犯罪的依据,则需要特别关注、审查其是否具有“公开性”的特征。具体如下:
首先,黑恶势力犯罪要求具备“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恶势力是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组织,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雏形。因此,黑社会性质组织所需具备的条件,在恶势力犯罪中一定有所反映。“两高两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条、第5条具体规定了恶势力的基本构成要件和排除情形。一方面,恶势力犯罪组织的成立要求“为非作恶,欺压百姓”;另一方面,“单纯为牟取不法经济利益而实施的‘黄、赌、毒、盗、抢、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的”,不应作为恶势力案件处理。上述规定原则性地提供了黑恶势力犯罪与单纯为牟取不法经济利益的普通犯罪团伙、普通犯罪集团的区分标准。
其次,“为非作恶,欺压百姓”要求行为人具有形成非法影响、谋求强势地位的主观目的,并造成相应客观后果。黑恶势力犯罪之所以区别于普通犯罪团伙和犯罪集团,是因为行为人不仅要牟取不法经济利益,还要通过暴力、威胁等违法犯罪活动在特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影响、谋求强势地位,客观上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同时,还会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或者社会管理秩序。因此,作为认定黑恶势力犯罪依据的具体违法犯罪行为,应具有一定的公开性,而非秘密进行,否则无法达到该犯罪组织树立非法权威的目的。最高人民法院朱和庆等同志撰写并发表于《人民司法》的《的理解与适用》对此观点亦予以明确,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参照价值。当然,黑恶势力犯罪中所称行为“公开性”,并不要求行为人在实施相应违法犯罪时一定有第三人在场,但至少应达到该违法犯罪可能为第三人所看到或者察觉的程度。否则,该行为客观上无法为该犯罪组织贡献“形成非法影响、谋求强势地位”的作用力,仅宜以相应具体罪名追究刑事责任,但不应将其作为认定黑恶势力犯罪的依据。
最后,在审查“公开性”特征时应区分具体违法犯罪与日常行为。行为人实施有违法犯罪行为,不代表其所有行为均具有不法性。尤其是在以网红博主为首要分子或者主要成员的网络恶意索赔、舆情敲诈案件中,一方面,行为人对被害人或者被害单位实施的威胁、索要财物等犯罪构成要件行为,往往私下进行,具有秘密性;另一方面,该犯罪团伙或者犯罪集团可能还通过运营自媒体平台进行日常造势以提高知名度,这一活动又具有公开性。对此,我们认为,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行为人日常公开造势活动与其具体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直接相关,否则应当对二者进行严格区分,不能以其日常造势活动具有公开性,而将其纳入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中予以评价,进而得出行为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具有公开性特征、可作为黑恶势力犯罪依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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